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
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个人所希望的社会，在你个人行为当中是体现出来了。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件事这样发生是我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有人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是作为旁观者。这是社会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我觉得，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对“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 上。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来自伦理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同样它要来自于全民的意识，这个意识包括问责、监督，我觉得两者都不可缺 少。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滥用权力的。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背景。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人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什么时候是被活着的人所记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到一万这样的数字。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的。
我们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拘留和带去问话的经验，有的在三到四次。但是这些志愿者们，从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他们的觉悟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志愿者受到了非常不礼貌的待遇，有两个被打。昨天还有一个去医院做检查。
维稳既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个简单的家长式的说法，就像家长说“听话”、“不要闹”，但是他也不说为什么不要闹，也不问你到底是在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是要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一种文化。因为真正“维稳”是对问题的发现和疏导，而不是对问题的遮掩和打压。那样是不可能“维稳”的，只会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种社 会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实际上是败絮其中。说塌就塌，一遇问题肯定出事，因为整个结构都是没有任何人会认同的。
我们接触的家长们都希望世界知道，他们希望有人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被无礼对待，被威胁和监禁。有些镇子整个电话都被换了，这些电话都被窃听。我们打了谁 的电话谁当时就被捕，这个速度和效率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公用电话打电话，也会有警察到旁边等着。在成都，我们刚打完电话，警察就在楼下等着。我们想约人 到公园，在车停下来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十个警察就围上来，还没等我们出出租车。效率真是不可想象的。电话都被监听。但我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行动， 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神秘感。我们最神秘的可能是我们的伦理，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 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是对生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贬低。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同，才 会有这么多志愿者，有的在学校里，是学生还在上课，有些辞去公职说，今天我辞去了工作，我明天愿意去。有些是孩子的母亲。很多白领，从事IT业，各个行业 的都说我们愿意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对于农村的一对父母，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有一个遇难学生杨小丸的母亲，她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太荒诞了，你他妈独生子没了你也是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啊！这就是北川，要化25亿建博物馆的地方。她还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希望人们记住我的女儿杨小丸“她快乐地生活了7 年”。我们不会不尊重他人的隐私。我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这还确实是这样。 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如果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被追责的。
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追责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由于我们的错误致使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 我们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下，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这些日记每一个字都是事实。这些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带情感地去记录他们看到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对于将来想做 这样事情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理由。
并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我们站在道德的最底线。并不是说我们去审核别人、审查别人， 而是说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轻松去谈的，不是，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要翻 山越岭，他们要夜间在雨中行走，他们要受到别人的冷落或是误解，甚至是殴打。他们付出时间，获得的是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还会被人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撕 掉，被人用马克笔涂改，认为他们是间谍，是藏独，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到目前就是这个水平。 你可以说，这个水平可以，我认同这个水平。你也可以说，不可能，这有点原始，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
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只要我的意志还在，我就会做下去。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我希望问责是我们的日常行为,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12。
我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价值25个亿的博物馆，或者说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包括应该怎样活着。 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 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承担。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 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痛苦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对这些死去的孩子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当你发现你无法做出改变时也是很 郁闷的。当你发现一个明显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很郁闷的。但是同时因为你这样去做，从而去证明了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意识是决定于人类 的意识状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不管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可能性下，个人的价值都是必需的。这就是用途了。当然，更多的用 途是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个生命的共鸣，或者我们的意志是可以共享的。这是交流的一个需要和动机，通过诗歌、文字或者博客，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认了很多价值。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种价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说，喔，我看到一个人受到别人攻击我不管，看到一个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 险我不说，那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有了某种成果我们才可以去做。做，已经是结果,坚持你的所想，就已经是结果。
观点是每个人都懂的，我不觉得谁在这种基本问题上、在观点上有什么优势。我相信甚至连我们认为的对立面，他们也懂得我们在做什么，只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不 允许他按照我的这种方式来做。态度的表达很容易带上情感和情绪，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人的典范。我不想说我是有规矩的人，我只想说我是有态度的人，我是有意 图的人。
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说是大面 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人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 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后来去了美国，对另外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和权利的关系，包括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关系，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维护 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人或是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是没法存在的。
当然，这仍然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来完成。以前我做了很多采访，后来我认识到博客、互联网的作用，我用了很大精力在互联网上。我可能是，估计在世界 范围内发帖数量最多的人之一。3年内我发了3000多个贴，平均每天3篇。以前我是不会用这些的，每天都发这么多帖，除非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干的人。我真正地爱上了互联网，它使我们变成了另一 种人，这种人有可能和他人产生更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非常轻、非常虚幻、非物质化，但同时也能是坚实、有信任感、很默契。这是我喜欢的状态，若即若 离但是又任何时刻都存在的状态。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希望还是政府来做这件事。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是谁养着他们，他们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不公布？
关于杨佳案，我写了将近70篇文章。有很多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觉得我必须写出来，有点半疯状态。其实我还是在探讨一个简单的伦理，如何实现公平正义，这些 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公安私下说，草，这个事我们做砸了，我们把自己给饶进去了。我们本来是想保护奥运的，现在我们知道对不起了。对不 起，我靠！这叫什么社会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叫！
我们有可能走向开放、富裕，但也可能走向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出现所谓“贱民”。那时矛盾会更加激化。现在中国在路口上，两个方向都完全有可能。
艺术家应该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我完全不认为艺术是一种美化生活、装饰生活的需求，我认为艺术必然是唤起人民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一种可能性。
你为了表达而去获得某种权力，而由于获得了某种权力你的表达又已经发生了变形，这都是可能的。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独立的人用最原始的价值观进行拷问的原因。我们不但对个人，对政府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体制说可能是这样那样，我们说没有这样那样，必须是这样。不在这个基础上我不玩。这个游戏只能这样玩。要不然，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种手段，那你还玩什么玩？
在信仰问题上，我挺简陋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单薄的一页纸，翻过来那边就没有东西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有点担心的是，在这边我也没有写满。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状态。生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自我心理和情感的认识都会是比较茫然的，或者说都是处在一种迷惑的、很难达到和解的、真正认同的状态。我很难想象我会去依附另外一个系统，无论是宗教的、伦理的、或者是其他能告诉我怎样去做的系统。
全民的教育在中国已 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到政府的反应，到民众的反应，到警 察、到参与者的心理变化，那些志愿者写回来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伤感或者是激动或者愤怒或者感动， 都可能。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过一座山，要过一条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 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权利让我们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 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是维护了别人利益的人。我现在是20岁，我开始了我的80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