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阻力及动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阻力及动力
2008年10月4日三味书屋演讲
蔡定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4753

"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原来知识分子和政府是很一致的。1989年的时候，我还是政府官员，也是很赞成很希望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上街的不光是知识分子，后来干部也上街了。现在肯定就不会这样了，政府官员已经和知识分子有了非常大的分歧。"

"第二场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没有很好梳理，当然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失去了亲情、友情和道德，价值体系崩溃了，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和诚信信念也瓦解了。这场改革我们还迎来了世界资本涌入中国，于是带来了新一代中国的富豪，同时我们社会也加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

"为什么现在要不要搞政治改革成了问题了？我认为是这么几点：一是错误的总结历史，从大的一个背景来错误的总结历史。民国初年搞这个民主的教训，后来贿选，军阀混战，搞得天下大乱。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证明是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搞，我们搞自己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历史的总结。第二就是对"6.4"，一搞民主，社会就动乱了，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动乱。第三就是苏东的变革，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把国家搞分裂了。我认为这是三个最大的心理观念，认识上的原因。所以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发展，政治反而越来越控制，就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所致。"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很难作为别的国家学习的榜样的，因为中国经济成功不能告诉人家说是通过压制一些老百姓，普通劳动者的诉求，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不能有维护自己权力的组织，不能这么告诉人家，不是吗？秦飞教授开会的时候谈到，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把人家工会搞垮了，因为中国企业不搞工会，到那个国家首先想到不能搞工会，然后跟政府合作，发现中国企业里面有人要搞工会，就把那个人踢出去了，结果那个人组织人专门搞工会运动，最后成了那个国家的劳工部长，成了劳工部长以后，首先就来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没法作为榜样的，比如河水大量污染，都不能喝了，是以这样的代价做出来的。没有劳动时间的限制，工人在工厂里干15个、16个小时的工作，农民工还拿不到工资。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很快的，但我们不能说出我们城市发展是用哪一种方法来实现的，许多做法是很难拿到台面上来的。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我想引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应该会对大家有些启发。他说："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们看大国崛起，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崛起，包括用殖民的方法，掠夺的方法，用战争的方法来崛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靠这种方法崛起的国家是能够持久站立起来的。我们也看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真正站立起来，崛起的国家是在经济崛起转型以后制度的转型。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样，是在专制时代崛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制度下，同时向民主制度转型，只有制度转型，社会才有持久的繁荣。所以托克维尔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在现有的体制框架条件下面，应该提出以宪政为目标的改革，不仅是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用民主方法来解决，法制问题用法制方法来解决，人权问题用人权方法来解决。三个是不一样的，宪政包括了这三个东西，宪政就是这三个东西的最佳的结合。我们现在光讲民主是不够的，有很多人反对民主，说民主会引来很多的灾难，说民主是祸根。还光停留在讲民主？现在人们对民主有很多的反思，人们又把法制加上去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把人权套到民主的脖子上去了。光靠民主不行，要遵守基本的人权，不可以说议会通过一个反犹太人法，就把犹太人都杀了。所以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的目标，这个东西就是宪政。"

"我讲的改革步骤就是以宪政为目标，以人大制度为依托，在人大制度上面做文章。"

"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基督徒达到了1.5亿，中国未来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基督教的因素在里边。包括刚才有人说中国宗教发展得很快，人数已经到了一个多亿。我没有这个数字，但是从宗教对中国目前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还看不太出来，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中国毕竟是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不太信教的一个社会。尽管有些人信教，但很难说它就成了一个宗教社会，因为基督教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些形式，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但我几乎看不到我们国内信教的教民产生这些影响。而且我们的这些教民，我看很大的成分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而不像西方国家是主流社会的人士信教，是个主流文化就像我们儒教一样，所以对这方面我倒不是特别的乐观。"

李嘉诚全传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

父亲是老师，母亲懂做人。

少年时做茶馆的茶倌，善于观察，聪明伶俐：客人还没有说话，他就能提供恰到好处的服务。长大一点到舅舅的钟表公司做服务生，同样学习很快。

但他当然不会愿意当一辈子的店员，服务生。他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做水桶厂的销售。

他是一个绝佳的销售。这又来自于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断地寻找新方法，这些特点让他总能独辟蹊径，从而取得胜利。比如他去住宅区推销铁桶，就特别针对老太太；然后又想出来要开发象旅馆，公司这样的集团用户。

然而他还是很灵活：他很快就离开铁桶厂，去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塑料水桶厂。因为他发现塑料才是大势所趋。

在水桶厂，他完整地掌握了管理一个工厂的一切。然后，他就当机立断，自立门户了。在简陋的厂房里，他开始了推销，制作这一切有关自己的事业。

快速的扩张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被退货，逼债。还是运用推销时的那一套，他重新得到了信任。挽回了危机。

一直坚持阅读国外原版《塑胶》杂志的他，发现意大利做出了塑料花。这可是新玩意。他去了意大利，在那家厂打黑工，推起了垃圾。很快，他就学成回国了。

他决定走低价路线，以规模取胜，迅速把塑料花卖到了全港，确立了他塑料花大王的地位。然后，他向海外贸易公司直接发宣传单联系销售，打开海外市场。当外商来的时候，他在7天之内完成了到新厂房的搬迁，赢得了外商的好印象。交易达成。

但他也不会死守住塑料花不放的：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灵活。在建了自己的厂房后，他又开始建别的厂房以供出租。就这样他进入了地产业。股市飙升的时候，他上市融了资。他说过：要用别人的钱赚钱。通过关联持股，他能够调动更多的资金。

对待合作，也许是继承母亲的传统，他说过：能分10%的利益的时候，我只要9%，那以后财源就会滚滚而来。劝说对方合作的时候，他也总是细致地观察，看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他会提出来，建立合作。而对待竞争，据说他只有对手，没有敌人。

交易中，他进，但退的时候也多。出价低，他就不卖，或者买；出价高，他就不买，甚至卖。总之，什么都可以商量。他也可以等，等个一两年的没关系。他就是这么灵活地对待生意。只要是被低估的，他就买，而如果高估了，那没什么可以留恋的，那就卖。总之，他能在宝藏幽被无人问津的时候发现它，然后在宝藏被高估时卖出。

他似乎总能找到这样的宝贝。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许形容这种观察的细致程度只能用"嗅觉"二字。同时他又无比的灵活：他可以刚开始以置地为榜样，以租为主；后来又毫不留情地开始卖房子，以得到流动资金。他可以发现收购九龙仓的危险，及时地退出，也可以在收购港灯的时候不骄不躁，等个几年也没关系；他可以因为政治风险投资海外，也可以助中资公司一臂之力在香港开拓地盘；他可以在东方广场等待2年不动工，也可以在英国慢慢地发展移动电话然后高价卖出；他可以一手进军生物，互联网，娱乐，港口，又可以一手入主同仁堂，白云山发展中药。

你不能不说这很棒，而且很神奇。但有觉得这一点也不神奇。我感觉这只是因为他的敏锐，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后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关键。我刚刚才发现这一点：我认识到，他为什么如此的灵活，只是因为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进退自如。

做这样的一个人，应该很快乐吧。

蔡元培先生言行录 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1920年9月，新潮社同人们编的。难得。

蔡先生父亲是钱庄经理。父亲对人宽厚，据说别人还不起钱，他也不忍心去要，所以，在蔡先生十一岁时父亲去世，此时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

蔡先生父亲的朋友要凑钱把蔡先生和他的兄弟抚养大，蔡先生的母亲不同意，而是克勤克俭，把儿子们养大成人，常常用"自立""不要依靠别人"勉励蔡先生兄弟。蔡先生母亲教育蔡先生说：你有事和别人说，要先想好他会如何回答，我再如何回答，这才开始说。而交谈完后，又要反省一下，他是怎么说的，我是怎么答的，是不是有失误的地方。就这样，蔡先生养成了节省，不乱说话的好习惯。

由此蔡先生很孝顺母亲。母亲病了，他真的挖自己胳膊上的肉下来熬汤给母亲喝，希望母亲快好。母亲去世，他把床搬到母亲棺旁，在母亲的灵堂里陪睡。母亲刚去世，他听说兄长给自己定了一门亲事，大哭要求取消，认为自己大不孝。

他本身并不想利禄。读书时因为好奇，琢磨出自己独特的一套行文方法，常人根本看不懂。但就是这样被考官看中，点了翰林。他自己也觉得意外。他比较喜欢学术，不喜欢政治。

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很火。他其实特别佩服谭嗣同，但不愿意趋炎附势，不去和康梁联络。等康梁失败了，他也离开京城。别人说他康党，他也不争辩。他觉得康梁的失败，是因为不培养革新人才，只走上层路线。他对此后的政治日渐失望，所以决心投身教育。但因为是新派人物，所作所为常被人看不惯。他也从不委屈求全，所以愤而辞职的事从25岁时就开始干了。

他夫人去世。对可能的对象提出的条件包括男死后，女可再嫁，已经夫妻如果不合，可以离婚。把很多来做媒的人吓坏了。后来找到了一位女士。行婚礼时，开了一场演讲会，说：就用这次演讲会当作闹洞房吧。

这时他还用中国经典来反对进化论，而且维护三纲五常。但在学校里开始提倡民权，在社会上参与组织中国教育会。南洋公学内闹学潮。人们批评这是因为蔡先生平日里提倡的民权所致。蔡先生又一次辞职。

机缘巧合。蔡先生辞职后，自立学校。用教育会的名义筹款设校，建立爱国学社。和《苏报》签约，学校教员每天提供一批社论，而报馆每月助校100元作为报酬。于是《苏报》竟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他请来的吴稚辉又发起演说会，提倡革命，导致南京陆军学校的学生过来参加。学校就请这些学生在学校教授体操，进行操练。蔡先生也简短头发，参加操练。不仅，留日学生发起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也组织义勇队，从而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但对革命宣传中的杀尽满族人的思想，蔡先生表示极不认同。

爱国学社想从中国教育会中独立。折腾了一把又没独立成。赞成独立的蔡先生因此又从爱国学社辞职。蔡先生的哥哥本来就觉得蔡先生这么着迷于爱国学社的事情，太危险。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劝他出国，并安排朋友们赞助了学费。果然不久，《苏报》就出事了。等《苏报》事情结束，蔡先生哥哥就想事情已经平息了，别出国了。所以又在上海停留。期间办报。给革命同志安排房子研制炸弹。

申请清朝公派留学未果，日本他又不想去。后来从驻德公使和商务印书馆得到赞助，于是去他早就想去的柏林。在德国学习了四年。专注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

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育总长。因为受德国教育的影响，极提倡美育，以养成公民道德，形成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所谓的公民道德，以法国大革命提倡的自由，平等，友爱为中心，以中国的传统道德 -- 义，恕，仁做证明。袁世凯大权独揽，在这样的内阁里自然不爽。他又从教育总长的任上愤然辞职。

留德，法几年。教育部任命为北大校长。回国。

罗素自选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6

- 要让优秀品质成为公德，必须有经济的保障和闲暇的时间。

- 公正和自由作为两个原则，包含了社会重建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

- 要想使孩子们成为有才干的人才，必须对他们非常尊重。教育的目的不是制造信仰，灌输教条，而是鼓励思考，放手让他们观察可疑之物，鼓励他们树立独立见解。

- 从长远看，无论是要获胜，还是过上好日子，根本的一点是要保持心灵的活力。

- 但一种纪律是取得任何成就都必不可少的，及用意志去控制冲动，执着地追求遥远的目标。这是一种毅力。必须用这种毅力去压倒其他力量，而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才能成功。

- 什么是根本性的邪恶？是奴役，而不是贫穷。贫穷只是症状，而奴役才是病根。权力的邪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干涉和统治。

- 中国的传统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进取精神和科学。中国的儒生过于懒散，喜欢怀疑。

- 中国的高等教育缺的是基金和图书馆，但并不缺优秀的人才。

- 躁动和好战不仅产生邪恶，而且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满足感，令我们不能享受审美的乐趣，还使我们不再有沉思的美德。

- 西方文化中讲求的科学方法，中国文化中对人生目的的洞见，这两者的结合，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 在中国，舆论一旦觉醒就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刚开始，安福系自恃有军事优势，但当士兵们明白了自己要去打仗的原因后就纷纷自我瓦解了。最后安福系倒台。

- 中国人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是他们具有野性的激情，而且通常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这种激情，会使他们成为全世界最轻率的赌徒 -- 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