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朗读者》观后

                不满意。但理解。 
　　　　 
　　　　不满意的是30年后Mike那一根筋还扭不过来。这世界上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不幸，那么多人绝望地死去。为什么还要在30年后再无谓地加上一个？ 
　　　　 
　　　　你不爱她倒也罢了，可是你爱啊。而且都过去30年了，她已经得到了惩罚。你是她生命的支柱。你不能拒绝那满含期待伸出来的那只手和那背后的眼神吧。拜托。 
　　　　 
　　　　其实从开始看就隐隐地知道结局不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一场悲剧。但心里还是期待Mike会灵光闪现。人，总要有一点恻隐之心吧。 
　　　　 
　　　　不过翻回去看，如果Mike最后爱了，Hana又得到了幸福。估计全世界的教条主义者们就又会要闹翻天了。我只想说：我的教条主义兄弟，那是“人”唉。在Hana那个时代，只怕你才会是Nazi最忠实信徒呢！为什么？因为你教条啊。

刘少奇自述

        他的信仰，党性，理性，工作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名至实归。 
　　 
　　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令人遗憾。 
　　 
　　七大时他们完全志同道合。毛泽东是红区正确思想的代表人，刘少奇是白区正确思想的代表人。他们的风格都是从实际出发，该忍就忍，该进则进，该退则退，魄力极大，非常人能及。毛泽东带一点草根色彩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少奇讲求切合实际的理性治理能力，是一对绝好的搭档。 
　　 
　　历史安排毛泽东占据了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没有合适的组织力量对他的权力进行制衡。毛泽东的强势、政治手腕、苦心经营的在军队中的力量，也使他能够傲视群雄。因此，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当需要在正确路线和党的统一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有着坚强党性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只能选择后者：即使如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为刘少奇接受，他也只是发发牢骚，还没有想过要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似乎根本也没有认识到他一手发动的文革到最后他也无法收拾。而从这本书中我们发现，刘少奇对这看到很清楚。他一直在寻找处理工人运动”左倾“问题的答案。他知道”左倾“一旦起来就会无法控制。 
　　 
　　大乱而后大治，多么革命理想主义。然而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再没有等到大治的那一天。他等到的只是背叛、欺骗和自己政策最后的烟消云散。所以毛泽东也不是最后的赢家。他最后似乎失去了他几乎所有的同志，只能将未来托付给一个纯朴的市委书记。 
　　 
　　而他所发动的这一切，让一切理想主义者全线崩溃，这是一个悲剧。他们都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光阴、建设气氛、人才，和那更加宝贵的精神就这样消失了。一夜之间，人们发现光辉的共和国原来充满着阴谋、黑暗、堕落、唯利是图、和尔虞我诈。于是无数的理想主义者最后毫无顾忌地变为经验主义者。信仰不再存在，而没有信仰，哪来的共产主义？ 
　　 
　　这也许是刘少奇即使个人经历那么惨，到最后告别的时候依旧要重申自己信仰的原因。在骨子里，他要共产主义！ 
　　 
　　我们也许真的、真的对不起他们。 
　　 
　　下面是笔记 
　　 
　　《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 2003 
　　 
　　要和工人农民结合，做无产阶级的政党，联系群众，保持党的统一。这样才能存活下来，不消失 
　　 
　　 - 刘少奇 
　　 
　　家里的人从来不做坏事，对我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正派的。 
　　 
　　小时候爱读书，千方百计四处借书看，外号是“刘九书柜“。 
　　 
　　五四运动读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和文章，加入了青年团。入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入共产党。 
　　 
　　”在东方大学学得不多，但确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将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在脑子里种得很深。“ 
　　 
　　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然后作为党的特派员到湖南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区委共同工作。共同指导粤汉铁路罢工。 
　　 
　　到江西的萍乡煤矿领导罢工，在萍乡一共工作了三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工会中的威信极高，并由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是这样开始工人运动的：先在工人中办夜校，子弟学校。口号是“提高工人的知识、培养工人的德行“，所以统治阶级的人物还糊里糊涂的，立案时都通过了。又办工人俱乐部，玩一玩，唱一唱，再去组织工人。马克思主义一宣传，罢工一宣传，工人很欢迎，结果工人就罢工了起来。罢工有组织，工人斗争很英勇，反动政府莫名其妙，毫无办法。罢工得到了胜利，罢工委员会就变成了工会。很多工人加入共产党，党就有了群众。 
　　 
　　罢工让无产阶级表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鲜血换来的。二七运动被吴佩孚压下去了，但从此所有人都知道了工人是有力量的。 
　　 
　　工人运动的初期，“流氓性”表现得很重。很容易“左倾”。工会干部要估计到这些。一旦“左倾”错误出现，就很难纠正。广泛地教育与解释，民主地决定问题，提高纪律，使工人一步步明白，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能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但还是很难根本消除它产生的不利影响。我没有一次满意地纠正过。 
　　 
　　国企的工人被开除、长期教育，大体上纠正过来，但遗毒还是留存很大。我对这一点体会得特别深。我无数次请问别人，请问外国朋友，但至今没得到过满意的问答。我寻找了每一个前进的路，也认为前进最痛苦、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大革命期间工人运动就犯过”左倾“错误。很多次我因为这样提，被当作机会主义批评，但我还是保留的意见。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左倾“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吓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到每日4小时以下，随便抓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隔断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和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士兵和农民的反感（当时有很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协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都会日加严重起来。反革命就从而施其阴谋，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因为工人运动是党在领导的，这些非难也会加在党的身上，导致反对党的行动。而如果党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不够，与采取强迫的办法（比如逮捕），就会引起工人的反感。但这种”左倾“错误很容易被认为是最革命的行动，如果谁批评它，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 
　　 
　　此后在广州，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系统地做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利益要服从国民革命的利益。这引起了工人们相当的反感。后来在武汉、在苏区，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只好不说话了，但最后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阻止这一条路可走。 
　　 
　　问过无数苏联工会的领导人这样的情形应该怎么办，均没有理想的答复。又和美国工会领导人谈了两天，要他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给了二十元邮费，说让我写篇文章给美国杂志发表，引起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从未遇到过。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特有的问题。 
　　 
　　在1937年，我总结觉得这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1）工人生活太恶劣。大多数工人除工资外，还要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维持生活，比如干私活、偷东西、揩油；2）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因为在中国，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3）工人文化程度很低；4）平时资本家和政权对工人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4）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5）资本家软弱； 
　　 
　　对这个问题主要靠预防：1）系统地改善工人的生活，不要等工人起来斗争；2）善于利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3）提高工人的政治教育，文化水平、革命纪律。如果错误发生，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力，很多必然会失败，将工会弄得极困难的地位。 
　　 
　　中国的情况是：在胜利时容易右倾，失败时容易左倾。这与国外正好相反。这中间有故意做作的成分。 
　　 
　　等待不是机会主义。只有反革命才期待我们犯过去的错误。 
　　 
　　短暂回到上海后，我到广东筹备中华全国总工会，被选为副委员长。会后参加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这个罢工引发了五卅示威和惨案。我回到湖南，被捕入狱。一月后出狱。北伐胜利后随全总迁至汉口工作。 
　　 
　　那时很勇敢，很能战斗，但政治上很幼稚，不懂其他人的阴谋诡计。1905年到1912年是苏联最黑暗的时期，党也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更黑暗，时间更长。大革命失败后，受了很多苦，但比苏联共产党做得更好的，是保存了一支军队，虽然不多，但也有三四万人，而且是经过锻炼的，此外，还保存了一块根据地，这样就可以保存组织。白区的党基本上没有保存得了，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所以这两点是最重要的。这是毛主席的功劳。所以我在1948年七一讲话中说：”所以，今天在党的诞生纪念日，谨向的领袖，中国活的革命历史创作家-毛泽东同志致深深的感谢“ 
　　 
　　我在上海、天津秘密工作。又到满洲。在满洲被捕一次，因为证据不足和在法庭上的奋斗，无罪出狱。然后到莫斯科，又到上海。面对此时的革命形势，我主张在白区正确计算敌力量对比，在当时的形势下避免与敌人决斗。主张广泛地进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主张派遣干部到乡村去组织农民。这些主张与中央当时激进的“左倾”路线不符，被撤职。后来到江西苏维埃区工作。参加了遵义会议、长征，最后到达陕北。 
　　 
　　七七事变后，革命发展到新的时期。36年春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任务是指导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当时党仍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中。党在北方的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少量组织还被”左倾“路线统治着。白区的”左倾“路线比苏区的历史要更长，此时还没有被克服。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否定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这些思想占统治地位。 
　　 
　　看到这种情况，分析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党的组织，将工作引向正确路线。一方面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号召党员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并总结了白区工作如何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这受到了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等同志的坚决支持。另一方面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到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发展党员。 
　　 
　　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发表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答复了《自由评论》上的评论文章，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同时还与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和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接洽。在西安事变中，对党员及”左倾“人士进行了解释说服。 
　　 
　　进行群众斗争的组织形式是：通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武装保卫华北。组织抵制日货，反走私，示威，游行，请愿，罢课，部分的罢工，反对卖国贼，组织各种救国会，学生会，出版刊物，组织宣传队，剧团，下乡的工作队。 
　　 
　　通过各种关系与军队中上层军官进行联系，进行宣传鼓动，输送刊物。这对宋哲元部的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分析宋哲元不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就指出当时群众中”打倒卖国贼宋哲元“这一口号的错误，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使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宋哲元从学生手中得到一张传单，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自己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并要群众到景山集合，他派北平市长来讲话，同唱救国歌声。 
　　 
　　这些工作恢复了地方党的组织。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小了，都愿意与党来往。差不多所有大学中学都加入了平津学生会，党深入群众中间，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这一段时期最大的缺点是在工人没有被发动起来。这是因为：1）政府和工厂对工人的压迫和限制特别严重；2）36年夏天，50多人的企业中的党员和积极工人被捕，使党内做工人运动的干部几乎没有保存下来；3）领导机关注意不够，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人到工人中刻苦工作。 
　　 
　　还有一个缺点，即中央对白区的”左“倾路线没有明确结论，使白区的党内发生了纠纷，导致37年的白区党代表会议继续拥护”左倾“路线，否定华北党的工作，使我在华北的工作更加困难。这次会议的恶劣影响，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 
　　 
　　卢沟桥事变后，决定迅速坚决地撤退到太原。如果此时不撤，那只能是帮助敌人。但此时党内有负责同志利用撤退时的慌乱现象，提出”反对逃跑“的口号，部分延时了这种撤退。这无疑是错误的。 
　　 
　　37年国共合作。决定在平津和冀东（敌占区）的组织转入秘密工作，组织乡村的游击斗争。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在38年八路军宋时轮支队进入冀东时，发动了包括国民党及伪政权下的全部保安队、县政府武装、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在内的几十万群众的起义，建立了政权和军事指挥机关。 
　　 
　　在估计到华北有全面沦陷的危险时，提出这样的方针：广泛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建立很多根据地。在国民党退走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少数同志反对了这一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游击战的意义和前途是不大的。否决和批评了这些意见。 
　　 
　　在太原失守后，就确定地指出华北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发展、组织、领导游击战。提出全党军事化的口号，要全党投入到游击战争当中。当时，群情慌急。此时明确禁止党员离开华北，并采取了许多实际的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游击队的组织问题、政策问题、干部问题、作战区域问题。 
　　 
　　此时，因为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和纪律，党已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去领导他们。此时采取以下办法迅速训练干部：1）为期一周的训练班；2）机关人员下派；3）动员工人、党员、学生、抗日分子下乡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后无法指挥时，就交给八路军；4）开会；告知工作方法，交给任务；检查工作，使地方的工作人员迅速成熟起来；5）大量发展党员；自上而下建立各地党部。工作飞跃发展，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在旧官吏逃走或叛国后，委任了新的县长，通过民主方式成立了政府，颁布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肃清土匪，建立了新的秩序。口号是：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就这样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大转变。 
　　 
　　具体策略上，在国民党完全撤走的地方独立自主地建立民主政府和部队，这主要在河北，而在山西，这通过新派和牺盟会工作。 
　　 
　　华北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成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 
　　 
　　缺点有以下一些： 
　　 
　　一、在形势突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很多同志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须知，党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是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形势的发展高涨，有利于前进时，就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也就要犯错误。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高潮，不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前进，就等于犯罪。 
　　 
　　二、右倾：在山东，当旧政权逃走，汉奸政权被推翻后，负责同志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不知道按民主方式产生政府，而让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直至国民党回来以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国民党要驱逐他们出境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导致山东丧失了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 
　　 
　　三、左倾：在筹措给养时，过分加重地主富农的负担。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对编余干部处理粗糙。在群众运动中对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不够，导致乱抓人、乱杀人、乱筹措给养的现象。在党的发展中引进了坏人。这位问题的纠正很慢，很拖延。而在纠正时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泼了冷水，反动分子趁机反攻。 
　　 
　　四、领导上的错误：比如对地主、汉奸在政策上有过分的规定，受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展；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很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中解释清楚，等。 
　　 
　　有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要把命运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为了组织游击队的武装和政权，反对各种自己束缚自己的倾向，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个文件是许多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一种依据。 
　　 
　　后来到华中工作。由于没有在国民党溃逃时抓住机会，新四军很少发展，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形势严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华中进行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形势是很复杂的。 
　　 
　　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回到延安，参与整风运动。七大时主持修改了党章并做了报告《论党》，对以前的革命经验和党建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马列主义的分析。 
　　 
　　在解放战争时期，避免了十年内战时的错误。那时不要统一战线，什么都不要了：地主扫地出门，整党，只剩下工农。现在和蒋介石决裂了，但民主统一战线还在。不搞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大革命时期，中央开会，每个人都说他自己的那套，你说他不对也驳不了，说他对又实在弄不清。现在不是了，经过了考验，许多东西摸着底了。在这段时间，主持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度了《土地法大纲》。任党的马列学院院长。 
　　 
　　但要注意，虽然犯各种错误，但基本方面是对的。要和工人农民结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联系群众，保持党的统一。所以，能存活下来，没有消失。 
　　 
　　建国后去天津和工商业者对话。他们不放心，工厂生产搞不好，工人失业，社会不安定，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是很大的危机。过去和他们说：”来就是给你们摸底的“。 
　　 
　　天津工人开代表大会，说：工资过高不行，要降，而且要自己降，否则吃完了怎么办？！你们现在一定不高兴，但话要说到，不说不够朋友。等工厂关门，你们无论找工会、政府都没有办法。有工人说：那时自己开合作社。但这有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说不行：从大革命到江西闹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工人自己搞合作社，结果还不是关门？土改时接收了地主工商业，变为合作社，还是搞不好，结果拆了机器，破坏了生产力。所以后来禁止工人、工会接管工厂。 
　　 
　　这个讲话向全市广播，所以资本家听了是真的，觉得是底就算确实了。 
　　 
　　天津工厂的经理们觉得剥削者这个名字不好，想改一改，但又找不出适当的词。对他们说：剥削是事实，但剥削好不好？说即有罪又有功。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对而是进步。失业工人要求复工就是希望你们剥削一下。工人好，社会也好，你们好，共产党也好，不要说你们雇两千人，雇两万工人更好。共产党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有它一定的功劳。《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白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但只要私人资本存在，即使三分之一算作红利还是剥削。这么一讲，他们觉得也合理。 
　　 
　　天津工厂的经理们说限制不好，说：贸易自由不是绝对的，总要有些限制。最近肥皂厂不是说肥皂太多，要求政府限制一下吗？双方照顾是相互限制。税收问题是你们限制一下，也要限制你一下。毛主席《目前形势与的任务》是47年写的，里面只提到中小资产阶级，但没有说不准中小资产阶级变大啊。你们不要怕。 
　　 
　　关于社会主义，公开声明一定要搞。中国要工业化。但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专搞工业，将来货物太多怎么办？哪里有市场？所以现在就限制你们一些，最后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很难讲。非要讲，打个比方:你宋先生管得好，向你学习，国营工厂的生产力追上你了，请你当厂长，你干不干。哦。你干，但股东怎么办？这些股东的产业有代价地收回国有，一年退不完，十年退，再号召献股。那时工作多，不靠股息生活，而且资金多，股息低得很。反正不着急，一切都可以迁就，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牺牲。你们要摸底，这就是底。大家觉得要慢一些就慢一些。不反对就对大家有利。 
　　 
　　今天资本家是朋友，要联合他们，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劳资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不能调和，只能缓和。以后国家设劳动局，缓和一些斗争。 
　　 
　　天津国家工厂员工七八万人，私营企业的员工还超八万，所以私营企业不积极起来不行。一旦他们动起来，国家工厂一定有许多办他们不赢。他们有它的破坏性，但不积极更不得了。东亚公司有军阀的资本，他们怕大搞，说：只要有利于国民生计的就不没收，你办总比办好吧。现在财政经济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弄好不行。一个天津有几万家工商业，连员工家属几十万人，这许多人不安定，社会也没法安定，一个天津弄不好，整个中国也没办法。 
　　 
　　主张和私人资本家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和平的竞争。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政治上也要失败。具体方式上主张组织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领导小生产者跟随的方向。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 
　　 
　　当时党内具有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对很多重要问题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才决定行动方针的。一次讨论中，争论很激烈，到中午吃饭了，毛主席站起来，当着和张闻天的面，边走边说：少奇同志，不支持你的意见，是支持洛普的。 
　　 
　　认为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在80%的农民都发展到“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走互助合作的道理。要知道，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场，这是生产方式上的一个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农业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此后，又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道理，这就是著名的”春藕斋谈话“。 
　　 
　　主张尊重客观规律，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除了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 
　　 
　　与此同时，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和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52年国家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53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个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是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毛主席改变先前赞成的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大构想。这是因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下暴露的各种矛盾。很快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接受了主席的意见。 
　　 
　　总路线在实践中主要抓的是三大改造，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跟上。原定十年、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完成的改造三年就完成了，结果要求太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简单划一，长时间遗留下一些问题，尤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给国所有制结构的长期畸形发展留下了隐患。此后又一再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搞“穷过渡”，搞“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有的地方处于贫困的状态。 
　　 
　　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小脚女人“走路，引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恩来，陈云及时提出反冒进，也是反对冒进的。56年主持中央会议，在听起来恩来报告后，议定了反冒进的方针，然后又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了相应的决定。 
　　 
　　八大做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强调：工业建设的速度应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快点慢点是个方法问题，不是阶级立场问题。可惜到了57年，八大的方针又成了过眼云烟，比冒进更冒进的“大跃进”又发生了。 
　　 
　　61年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很苦，说：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问：生活是比57年好了还是差了，乡亲们说差了。说：上面要负主要责任。根子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添油加醋了。说：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人对错误的态度有三种：改正得快，改正得慢，死而不改。改得慢不好，死而不改更不好。 
　　 
　　说：办事要民主。重大事情要通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整人，这个风气很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要规定几条，什么样的问题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做决定。这样，可以少犯好多错误。大家讨论，对上面不合适的规定，也才可以顶住。上边的瞎指挥要大家认识了才能顶住，公社、大队的少数干部怎么能顶住呢？当然，开会也可能是形式主义，一看到有人不举手，就去问人家：你有意见，你是什么成分？这一来谁敢不举手？ 
　　 
　　说：要真正实现民主，就要由社员当家作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65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成为文革导火索。 
　　 
　　66年三月，和陈毅出访亚洲三国。 
　　 
　　3月，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谈话，严厉批评了彭真为了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进行约束和引导而制定的《二月提纲》。他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 
　　 
　　4月，林彪、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主席审改，发到全党。指出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同时，陈伯达、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在回国的路上，接到通知到主席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主席批评了彭真。这才知道上面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定局。 
　　 
　　5月主席没有回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已经由陈伯达起草，主席八次审阅批改定稿。连一个标点都不能动。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五一六通知》中主席亲自加了下面的话：混进党内xxx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xxx，有些还在受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xxx，他们现在就睡在我们的身旁。“ 文革开始。 
　　 
　　两天后，林彪发言：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xxx，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xxx，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方法杀人”。林彪发言后，会议气氛紧张了起来。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林彪、康生、陈伯达出尽了风头。最后，决议处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会场外，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邓拓，田家英自尽。此后，康生老婆到北大，策划贴出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同时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时是各大中学校学生冲击校长、书记、教授、专家。因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社会秩序混乱，中央决定向瘫痪了的部分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与激情澎湃的学生产生了冲突。6月9日，刘、周、邓、陶等赴杭州毛泽东处研究运动指导方针。关于工作组，主席只顺便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但确定了大学高中听课半年搞文化革命。 
　　 
　　但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减。学生们擅自将“黑帮”“反动学生”揪斗，带高帽，涂黑脸，罚跪，撕衣服。工作组严肃批评制止这种行为。受到制止的学生在中央文革暗地里的支持下，开始串联，公开鼓动反工作组。局面有失控的危险。 
　　 
　　刘少奇感到全国大分裂的危险，也感觉到了学生后面中央文革的影子。他约工作组同志谈话，部署反击。他说：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他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要求恢复党、团组织生活。不许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到一切；要抓生产、工作、生活。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这些政策部署下去，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这时，刘少奇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制定规划，结束无法无天的局面。同时恢复生产，决定仍旧开展原定工业等部门的“四清”，将文革的重点放在文教和党政单位。 
　　 
　　这时，离京8个月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大家开始向他汇报工作。常委会上陈伯达三次提出取消工作组未果。刘邓认为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这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7月24、25日，毛泽东召集开会，明确表态工作组阻碍运动，要撤。中央文革立刻出动，当场罢免工作组组长职务，同时蛊惑彭真等人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煽动学生。 
　　 
　　工作组被撤的消息传遍北京，产生极大轰动。7月29日，北京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周、邓都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他们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自己跟不上形势了。刘说：工作组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年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晓得要革命。你们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毛主席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作报告的后半段，开始就文革中自己的工作作自批评。毛泽东质问为什么没有通过陈伯达要撤工作组的书面提议。刘解释说：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打断说：怎么会中断呢？刘说：当时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就请示。毛又打断，厉声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起到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会后，按毛的指示，与会者到学校感受文革。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公开辟谣“二月兵变”的讹传，说：没有这回事。的军队彭真调不动，也调不动。 
　　 
　　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再次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主动承担责任。毛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叶剑英说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贴出《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说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说这一段中央处理文革的办法是“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并联系到62年和64年的右倾。形势急速发展。 
　　会议转入批评刘、邓。 
　　 
　　这种转变大多数人想不通。批评刘邓时，有同情的，有不说话的，当然也有用词刻毒的。难能可贵的是刘中原局的部下陈少敏还在休息时走到刘身边，亲切地说：少奇同志，有时间要向你汇报女工工作问题。刘少奇听了，站起来环顾一下四周那些正默默注视着他的同志们，淡淡一笑，说：错误和同志们无关，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哭了。 
　　 
　　会后，刘邓闭门思过。林彪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邓。中央文革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面批判，一面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上顶峰。 
　　 
　　8月18日。天安门百万群众大游行。天安门上，休息时刘少奇坐下看报纸。他说：把北大的大字报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大会后，全国都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发现家里小孩要求抄家，刘叫住了他们，指给他们看宪法上的条文，说：你们破四旧，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合作了几十年，是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的处境，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刘的检查中，中心就是要担起所有的责任。看着举国上下因为对的批判陷入的混乱，说：这样下去不行，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光美说：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说：可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给主席写信：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xxx职务，回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10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要解决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消极应付文革的局面。会上陈伯达明确将矛头对准刘邓，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对刘邓的揭批进入新的高潮。周、陶对此进行了制止，不赞成点名揭批刘邓。此时毛姿态性地表态，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他说：你们过不了关，也着急啊。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看着传单上对自己的攻击，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 
　　 
　　另一方面，文革小组授意学生领袖继续穷追猛打，开始宣称刘邓是走资派，然后文革小组出面表示坚决支持。然后开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大行动。康生公开将刘少奇称为赫鲁晓夫。谢富衷中央的名义成立王光美专案组。中南海内造反派开始直接围攻刘少奇，王光美。全国开始随便呼喊“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又把刘少奇接到自己的住处，客气地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刘再一次表示要承担全部责任，回家种地。然后指出那些造谣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品质极坏，话不可信，并拿出一封群众的检举信作为证明。而毛表示不用看信了，而是建议刘读几本书，包括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毛送刘出门，并叮嘱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回家后说：主席没有批评的错误，很客气。 
　　 
　　然后真正的斗争开始了。3月，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点名对刘少奇做了系统的批判，将刘少奇历史问题归入王光美专案组进行调查，由康生分管，立案调查。一个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迅速掀起。他要求辩论，根本没有人理会。最后，他怒了。 
　　 
　　他说：要挨斗，去！去见群众！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xxx。绝没有反对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没有搞过阴谋诡计。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去年八月，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有人要逼当反革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死了以后，你们要把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给你们的遗嘱。 
　　 
　　说：你们放心，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 
　　 
　　说：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还要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王光美问：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厄运，彼此没有怨言呢？说：因为彼此信任。 
　　 
　　一切已经崩溃。数千个造反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数万人包围中南海。把6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带回农村抚养。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面对造反派的勒令，手持宪法，将他们斥回。 
　　 
　　7月，毛、周离京。中央文革正式组织对刘的批斗会。知道最后的审判来了。 
　　 
　　平时总是强忍自若，平静泰然，怕增加刘少奇负担的王光美，说：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然后就落下泪来。生平唯一一次为王光美打点行装。拿出王光美的衣服放好，放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两人面对面坐着。平时不爱说笑的刘少奇突然来了一句：倒像等着上轿的样子。然后大家都笑了。 
　　 
　　造反派进来：“王光美出来“。两人站了起来，握了一下手，深情地互望。刘少奇轻声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批斗会上，不许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站着。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被一掌打落在地。会后，两人被分别看管。 
　　 
　　8月5日，第六次批斗。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突然，王光美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紧紧拉着王光美的手不放。两人手拉着手对视着。几个人用力把他们的手掰开，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这是他们的最后告别。 
　　 
　　68年9月，《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全会通过，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但是，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讨论报告时拒不同意，表决时拒不举手。 
　　 
　　身体已经非常衰弱，支气管肺炎发作，随时面临死亡威胁。69年被紧急疏散到开封。11月12日病逝。 
　　 
　　71年林彪死，76年四人帮覆灭，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80年，平反，国葬，骨灰撒入大海。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先生的演讲，逻辑清晰，感情真挚，令人感佩。 
　　 
　　不论你怎么忙，去读读这本书吧。它有一种能让我们的根得以立住的力量。 
　　 
　　笔记：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绪论 
　　 
　　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 
　　 
　　辛亥革命之后，大家发现：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陈独秀们认为：这是因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根本还是整个东西文化不同的问题，因此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导致的风气变化，导致连最注重政治问题的梁启超都弃掉了政治生涯，开始研究学术思想的改革。 
　　 
　　不解决文化问题，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 
　　 
　　李大钊先生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同》认为东方文明的根本精神在静，而西方文明在动。所以，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到了东方，就有了以下的基本变化：1）想要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2）想要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3）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而这样做必至大家都归于粉碎。 
　　 
　　我们历年不能使西方的政治制度安设在我们国家的缘故，在于中国一般国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而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相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 
　　 
　　我们的痛苦全在于此。 
　　 
　　当今世界的文化-民主和科学，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那么，东方文化能否也发扬，变成一种世界文化呢？ 
　　 
　　二、如何是东方化？如何使西方化？（上） 
　　 
　　在曾国藩眼里，西方化是坚船利炮；在康有为眼里，西方化是政治制度；在杜威眼里，西方化是征服自然；在George William Knox眼里，西方化是科学和自由；在陈独秀眼里，西方化是民主和科学。 
　　 
　　我（梁漱溟）觉得：西方化的特长是：1）科学的方法；2）人的个性伸展，同时社会性发达。 
　　 
　　文化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就是没有满足的意欲和不断的满足和不满足罢了。所以，要寻文化的不同，先要看东西方生活中意欲的不同。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这种精神产生了科学和民主两大西方文化的异彩。 
　　 
　　西方一切根据科学，绝不仅凭个人的智慧去做。它有许多分门别类的学问，而不是单靠师傅的心传。 
　　 
　　要求一个客观公认的确切知识、追求因果、要去检查实验、要明白确定的，便是科学；全然蔑视客观准则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 
　　 
　　科学求公理证明，所以前人有的今人都有，今人要做出成果，只能是发明新的东西，所以大家创新。因此逐步前进，今胜于古。艺术在于天才秘技，后人如果不知道，便赶不上，所以大家叹今不如古。 
　　 
　　在东方，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着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比如有园艺，没有植物学，有中医，没有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既然没有科学可以准据，所以遇事只好取决于自己一时的见解罢了，小事大事多是如此。政治这样办，就自然而然地是人治了。 
　　 
　　东方的哲学总是囫囵吞枣似地看一个东西，有所指但没有确定的观念。而如果最后用阴阳消长进行解说，便是玄学。而科学是求确实的。 
　　 
　　不检验证实就相信，就是非科学。 
　　 
　　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从家人父子到国家世界，就是伦理。 
　　 
　　而宗教，即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 
　　 
　　关于民主，我们的传统看了其实是惊诧的。这样以来，天下岂不闹哄了，谁来管呢？没有人管怎么不会闹哄呢？这是东方人从未想象的。 
　　 
　　我们其实在骨子里相信尊卑有别。因为：如果没有尊卑，那便谁也不能管谁，天下不就乱了吗？ 
　　 
　　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这严尊卑与�平等是中西方两异的精神。 
　　 
　　尊卑只是一个名分，实质是权利不平等。权利的有无，大家比照着看，就是平等和不平等；而只看某一个人，便是自由和不自由。所以在中国的语境里，结果就是大家不平等，个人不自由。 
　　 
　　有时候你感觉自由得很，那只是因为他没管，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权利。 
　　 
　　如果将”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划分开来，必将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彻底无权。 
　　 
　　权利、自由，很多民众至今仍旧是不了解的。权，在东方人的眼里，是威权的权。而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人权的权，指的是个人的权利。具体来说人权又分两层：1）公众的事大家都有权做主；2）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过问。 
　　 
　　西方式的人权在中国大致是人们所放弃了的。中国人不当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所以他不要自由。 
　　 
　　所以，要西方化，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所以”个性的伸展“，是西方化的一个根本。 
　　 
　　但西方的社会不能只看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要看其人的社会化发达的一面。从帝制独裁改为立宪共和，难道就是自己出头做主？不是，还是要大家来组织国家，共谋向前过活才行。这种组织的能力，共谋的方法，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发达。 
　　 
　　个性伸展的时候，如果社会化不发达，新路还是走不上去，就只能再循老路走，又回到从前各自在家、各自不相往来的样子，个性的伸展就又不见了。所以要个性不失，同时组织起来，协调统一，这样一变，社会上才全然改观。 
　　 
　　个性伸展的一个后果，就是家族要解散了。因为三纲五常干不下去了啊。大家都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而不是隐藏在某个家族，某个单位后面，参与国家。这时候，就会带来一个趋势，那就是：公德心。现在中国人讲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将人与人怎么相处。这是私德。为什么大家没有公德？个性没有伸展还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学西方，必须从西方化是怎么走出来的根子里学起。那就是科学精神、”人“的观念、个性的伸展、和社会化的发达。 
　　 
　　三、如何是东方化？如何使西方化？（下） 
　　 
　　西方化的本源我们找到了，那西方化为什么成功呢？李大钊先生提醒我留意客观的原因，即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经济状态变迁的。但我却认为，人类不是被动的，所以，这里面有别的原因。 
　　 
　　单为用而不求知，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不能产生科学。中国即是此例。要产生科学，倒要从容一点才行。 
　　 
　　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 
　　 
　　所以，我（梁漱溟）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按佛家的意思，生活就是“有情”“相续”，是对“此前的我”的一种延续。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将“以前的我”改变。 
　　 
　　生活中解决问题有三种方法：1）奋斗、改造局面；2）不奋斗、在当前境地上调和自己的意欲，求自己的满足，即随遇而安；3）根本取消这个问题或要求，即宗教的“出世”。 
　　 
　　西方化的原因，即是西方人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向前”的精神。中国是第二种，印度的佛教是第三种。 
　　 
　　现代西方文化，来自“文艺复兴”的开辟。而“文艺复兴”，就是西方人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西方人的生活，当古希腊罗马时代，是第一种方法，中世纪时转入第三种方法，等文艺复兴时又恢复到第一种方法，于是产生西方现代文明。 
　　 
　　Frederick Robertson说希腊思想最重要的是：1）永不止息的奋斗；2）现世主义；3）对美的崇拜；4）对人神的崇拜。这不就是第一条路么。而希伯来思想是出于东方的，反对现世幸福，而倾向于上帝、天国。这是第三条路。 
　　 
　　希腊罗马最后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只好借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即第三条路来挽救，但当宗教成为一切时，一切又都停滞了，于是文艺复兴起来。 
　　 
　　宗教改革，其实是人的觉醒。对无理的教训，他要自己判断；对腐朽的威权，他要反抗不受。此后，基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勉励鼓舞人们的生活。 
　　 
　　所以要引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他的面目，必须从西方人他的路数、他对待问题的态度入手。而科学方法、民主精神，只是结果。 
　　 
　　蒋梦麟在《新教育》上发表的《改变人生的态度》中说：文艺复兴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这个人类的新态度，把做人的方向改变了。 
　　 
　　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也说：人，不是神的罪人，不是教会的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这样才有哥白尼的太阳学说，哥伦布的美洲发现。 
　　 
　　希腊人之所以能产生科学是因为他们爱美、爱秩序、以优游现世的态度，研究自然，差不多拿它当一种玩意的。到英国人培根他们，又增加一个新意，就是知识就是力量，于是驾驭自然、利用自然的种种实验科学就兴起来了。科学就是这么来的。 
　　 
　　而民主，是从卢梭、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学说，加上人反抗宗教、国王的要求人类本性的精神来的。 
　　 
　　四、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 
　　 
　　西洋哲学的中心在知识，中国哲学的中心在人生。从这就可以知道两方精神生活之不同了。 
　　 
　　所谓宗教，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宗教，就是出世。 
　　 
　　中国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就是“调和”。 
　　 
　　孔子的人生哲学比较理想。他赞美“生”，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他完全听凭直觉。不计较利害，认为理智妨碍情感，导致自私。这是我们要继承的。 
　　 
　　孔子的宗教分为两条：1）孝悌；2）礼乐。这被后人生发为礼法，比较不幸。但孔子的原意还是符合人性的。 
　　 
　　五、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西方化经济之反人性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工人、中产阶级还是资本家，都要聚精会神地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降低，努力刻意谋求财富。时时算计，抑制活泼的情感。不敢高狂，不敢多情，不敢凭直觉而动。最后因为经济活动把自己的生机丧失，生活不自然，机械，枯燥乏味。管理没有情趣，没有情义。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没有创造性。个人只干其中一部分，又没有成功完成的成就感。等工作完后，找些乐子，又无非找些刺激性的娱乐活动。这可真惨啊。 
　　 
　　这样的话，东方的文化能不能来帮忙呢？这就是西方人最近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原因。 
　　 
　　孔子的学说是生命派的哲学。它只与直觉有关，能够抵消掉不必要的理智、是快乐、安闲的一种学说。 
　　 
　　注意：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和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这一点的了解对说服一个人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1）决不能走第三条路，不能“出世”；2）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注意它反人性的一面，改变其过分强调理智的态度；3）批评地继续中国原来的态度。 
　　 
　　东方文化的问题，可能只在于：它成熟太早，不合时宜。我们还没有抵抗天灾的能力，就不去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我”的观念，就开始“无我”；我们还没有个性伸展，就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还没从种种威权中解放出来；我们还没有能够理智地研究事物，就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不明，学术混乱。 
　　 
　　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完全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 
　　 
　　对提倡念佛的人，我不能不反对。我们没走第一条路而受的伤痛，从第三种态度能有所补救呢，还是要病上加病？ 
　　 
　　我要做的，是孔子的所谓“刚”。即大家要向前动作，但最好发自直接的情感，而非欲望的计量。 
　　 
　　我想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欲望，处处的算账，有所为的而为，从里面发出来活气-罗素所谓创造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得到乐趣。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 
　　 
　　回顾我的思路历程，我先是确立的功利主义的人生思想，认为人生由欲望驱使。然后因为欲望的痛苦，变成要“出世”，信仰佛教。最后，我一诵读儒书，就感染一种恬淡、快乐，顿然忘苦，也忘记了欲望。我看出来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求其自然顺畅，避免矫揉造作。这样，我就从倾心佛法而崇尚儒家了。

朗读者

看完电影，接着找到中译本看过。两者有细微的区别，但导演无疑反映了作者的原意。

首先想到的是比较高级的情感和文化的关联。没有文化的人往往没有比较高级的情感，因为这些情感来自信念、道德之类的东西，需要比较间接而隐晦的判断力。这一点在Ana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是可信的。比如她没有对待集中营受害者的恻隐之心，没有和比她小15岁的男孩产生爱欲的羞耻之心（这些多是比较高级的情感），却有着对自己不识字的羞耻之心、有着要对自己岗位负责的简单负责精神。在我的经验中Ana的这种表现是确实的。我们平时接触的民众不是也常有这样的人吗？

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只具有低级情感的女子，却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将Mike彻底地征服，使他一生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子，这不是偶然的。当爱欲来临的时候，她的整个生命力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她甚至青春永驻。正是这种生命力的迸发将Mike彻底地征服。

但Mike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儿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却有着Ana没有的上面所说的那些比较高级的情感。这些情感让他对Ana做过的一切无法忘怀，因此恍惚徘徊，一辈子难以自拔。但Ana却并不觉得如何。他们的这种隔阂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分离是很自然的。

Ana在监狱的早期还象以前那样，单纯、保持着尊严，但后来自暴自弃了。到底她是因为识字以后读了大量的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而自暴自弃，还是因为Mike老不给她写信而自暴自弃，还是两者混合在一起呢？书中没有指明。导演拍起来似乎认为还是后者，因为在电影里Ana最后见Mike的时候还在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我不去想。

我比较赞同导演这一选择。如果说这本书和这部电影伟大的话，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用Mike向我们揭示了如果我们割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空谈历史，即使我们以正义这样的无比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充门面，最后也必将陷入象Mike那样的迷茫和无力自拔。

正是这样一种理解，让我对文革时那些无知但狂热地参与了政治斗争的人们，比如那些年少的红卫兵们多了一层理解。他们同样是那么简单、短视、单纯 。。。好在我们没有因为谁出版了一半什么回忆录以正义的名义再来纠集什么法庭。这样做是对的。

悲剧最让人深思，这也许是悲剧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