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1931年六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的祠堂落成。这次盛况空前的典礼汇集了海内外诸多社会名流，聚集了上海滩各色民众，充分体现了杜月笙在上海令人叹为观止的呼风唤雨的能力。

国外方面，英捕、法捕悉数出动，在游行中充当开路先锋。法、日领事出席。

国内方面，送匾、撰联或致电的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是威震一时的人物：蒋介石、熊式辉（淞沪卫戍司令）、何键（军法总监）、张群（上海市长）、王正廷（外交部长）、于右任（监察院长）、王宠惠（司法部长）、何应钦、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梅兰芳、杨度、章太炎。

民众方面，祠堂所在的高桥镇人满于患，盛况空前。三日之内，中餐两千席，计两万五千人，西餐、面点自助，"千头攒动、万手争挥"，依旧容纳不下，很多人只能自费在镇上的饭馆吃。

能够如此被人推崇，地位当然非同凡响。陆京生的《杜月笙传》中光列杜月笙的头衔就长达半页。从中挑出几个，对比当今，就知道杜月笙的分量：蒋介石总司令部顾问、国民党抗战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戴笠为副主任）、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上海参议会议长（相当于现在的政协？）、《申报》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信银行董事长、上海各大纱厂董事长、全国轮船业、棉纺业总会理事长。

这个杜月笙，在三十年前，是一个浪荡街头的孤儿。

杜月笙靠的，不是EMBA的管理经验或者以Google为代表的创新精神，而是"做人"。

"做人"的含义，汪精卫评杜月笙说："任侠、见义勇为、急人之所急、重然诺、轻施与，于慈善教育多端，尤多所致力"，反映了一点表面，而更深的需要从他的行为中细细体会。

在黑道的打拼，他知道胜者为王。这个，黄金荣也知道。但他比黄金荣高。

他懂得权力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在这些东西面前，他能够卑躬折节。比如，对杨度，他执礼甚恭，不辞辛苦为之效劳。而对梅兰芳等艺人，他能够表示尊重：在和这些艺术家照相的时候，他总是请艺术家们坐前面的座位，而他则率领其他风云人物，站在后面。还是有一番真正大佬的气度和做派。

也许更关键的，是他能看潮流、识时务。这样，他就能在权力的斗争中，即置身事中，又能置身事外，总能游刃有余，最后搞得似乎普天之下，都要买他的帐。1927年他参与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然后被聘为国府高级顾问，奠定与蒋介石及国府的密切关系。但他也一直与中共保持联系，直接、间接地掩护中共秘密活动。"八一三"后他对潘汉年明确表态："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我决不让部下妨碍你们的救国活动"。而在解放前，当刘少奇在商谈上海接管工作时想到："我们开进上海，流氓会不会起来捣蛋？"时，在香港重病卧床的他早已对前来探视的潘汉年，双手把胸口抚了一下，断续而明决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已给留沪的徒弟和朋友们带了信，共军开进上海，关照他们不许滋事、捣乱。"，依旧是一番任侠的派头。

人说：“死时有四位朋友抬棺则足矣”。刘韧说："出来混，迟早都要还"。讲得是“见义勇为、急人之所急”的重要。

以前一位长辈和我说："赚十块，分四块"，即到手10块钱，不要想全掳在自己手里，而要把其中四块真心诚意地分给别人，讲的是"重然诺、轻施与"。易中天评刘邦、项羽，说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刘邦能真心诚意地与部下分享获得的成果，而项羽对部下则小气得很，只会搞些小恩小惠，"妇人之仁"，也是这个道理。

不论黑道白道，在求胜之余，多一点任侠，对社会、对朋友，对个人，都不会错的。

参考：

《近世中国十大社会新闻-杜月笙开祠》，史鹏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ISBN 721700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