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

邹波的文字总是那么迷人。他最新的《测天》提到的16－18世纪之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真有意思。做了一些笔记。

耶稣会是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500年前，他的教士宣称以"适应"的原则行事。每个会员在获得传教资格之前，都要通过不少于14年的系统训练，不仅是神学，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然后他们借助以数学为主的技艺，证明自己继承了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精髓，是智慧的主流，处于现代知识的前沿，从而让路德派新教在"智力的较量上不战自败"。

耶稣会在中国最有名的传教士是利玛窦。利玛窦一到中国，立刻发现中国人很愿意接受新的知识，也很温和。他的三个最著名的"弟子"：瞿太素学化学，李之藻学习制图，徐光启对几何感兴趣，都是上流知识分子。这三个人说：在利公的帮助下，他们正在"找回中国已经消失的过去，重新测量和计算中国的过去",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对利玛窦带来的新知识的感受。

培根在《新工具》中说："认为从未被发现的东西仍然能够用旧的方法来发现，这似乎是荒唐的。"中国人发现，利玛窦带来的新方法能够让他们发现从未发现的东西，令人十分激动。1610年，在科举考试的空隙中，登门寻找利玛窦求教几何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下决心，如果中了进士，就立刻丢掉儒家的书本，研究《几何原本》。

利玛窦也发现中国人特别感兴趣的天文学是他的局限，于是他写信给罗马，要求他们派更熟知天文的人来。罗马教廷最后派出以金尼阁和他挑选的精英--共22位博学的传教士--出发前往中国，最后8人到达中国，其中有极具才华的邓玉函，他是伽利略在著名的猞猁学会的同窗。

金尼阁也随身带着7000本书，其中包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后来，这些书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书籍，经过传教士本人的改写和翻译，间接地收进了《四库全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合法必读书。

邓玉函带来了他为中国人准备的教科书《远西奇器图说》，其中搜罗了欧洲人使用的各种"新工具"，既包括天文仪器，也包括消防水龙。一个叫王徵的陕西官员帮助他将其翻译为中文。王徵这个人以恢复古代的机械为最大乐趣，以至曾耽误了科举，别人每年考一次，他三年才考一次。他相当热心，除了帮助翻译以外，还为了帮助邓玉函学习中文，协助他发明了一种汉语拼音系统。

在中国，邓玉函和其它传教士像中国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那样工作，几乎无暇传教。他们像小职员那样工作，俸禄微薄，没有任何特权。对于他们工作失误的惩罚，没有任何外交色彩的豁免，皇帝只会因为爱惜人才而从轻发落。他们越来越无法抽身出去传教，只会在工作的间歇，和中国同事谈论一下天主和圣母的故事。

明朝末年的中国人看起来"几乎什么都能接受"，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促使徐光启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中国传统的"体用不分"的知识观，给自然科学摘掉了沉重的政治帽子。传教士们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他们试图理解和发现中国的方方面面，比如邓玉函就试图将中国所有的草药一一研磨蒸馏成粉末剂。当时的北京历局，简直是东方真正的学术中立之地，大可以在那里自由地研究。

而此时的欧洲正处于宗教法庭的黑暗之中。1633年，邓玉函的同学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据说他曾经因为不明的原因拒绝过邓玉函的来华邀请。

当然他们也有威胁，那就是那些方士们利用中国传统星象学对他们的陷害。汤若望，这个曾被顺治皇帝尊为"玛法"（即满语"老爷爷"）的老头，在鏊拜当道时，受到中国天文史上最无耻的假方士杨光先的弹劾，险遭凌迟。

17-18世纪上半叶，路易十四时代，被称为"国王的数学家"的新一批耶稣会士由国王和法兰西学院派遣来中国，这时他们身上的宗教色彩就更淡了，他们正好赶上康熙皇帝最开明的当政期，成了皇帝御用的天文学家，数学老师，画家，尼布楚谈判顾问……这是难得的平等交换知识的时代。法国人非常虚心地通过传教士了解中国,康熙成为法国国王的榜样,法国复古的老臣开始效法中国对古老制度的维持,魁奈则从农业中国身上领悟了重农主义的精髓,许多传教士成了汉学家。而中国宫廷则继续让传教士展现他们自然科学方面的才华。

但耶稣会的作为在教廷看来当然是不务正业。1773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廷无法容忍耶稣会"因在亚洲传播知识而忘记了传福音、过于适应当地习俗"的做法。

到了近代，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100年前的耶稣会士已经完全不同：大量素质不高的新教教士进入中国，而1814年恢复的耶稣会士的成员也已经非常平庸。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反对曾是知识载体的西洋宗教。

而现在的讲道,和传播知识就距离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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